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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3章（第1页）

“白花？”我完全忘了。

“造反派指着那束花对你说，不能给打倒对象献花。你说，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献给叔叔的。”

这下我想起来了，说：“是的，匆匆忙忙看了你，就去古北公墓。当时觉得路很远，要换公共汽车，中间在虹桥路上等了很久，冷得缩肩跺脚，就是现在上海市中级法院那里……”

“中级法院搬到那里去了？”爸爸问，“我做人民陪审员的时候，中级法院在福州路外滩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又想起，家里谁也没有见过他在法院当陪审员的样子，只记得他穿着这套制服做“被审员”。不是被法院审，“文革”时期没有正规法院。他的法院在外滩，那简直是一个太远的梦了。

我又看了一下爸爸。爸爸垂着眼，但制服看着我。

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图像。两个血性汉子，两个余家长辈，一头是隔离室，一头是墓地，我站在中间，寒风刺骨，手上拿着一小束白花。

现在，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。

法院……

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，灾难能避免吗？

爸爸对此历来悲观。

我比他好奇。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？为什么正好出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？

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，到法院起诉诽谤者。理由是：任他们猖狂，天理难容。

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。理由是：让他们出名，何苦来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