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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国须柱石扶丕构（第4页）

“自古无庸相在朝，而大将能建功于外者。”石越坦然答道。熙宁西讨，有一半功劳，的确是归于当时的两府大臣的。

王安石点头道：“我早知惟子明能不抹吉甫之功。但吉甫终是人望不足，他当年为我得罪太多人，受我之累，朝野之士，对他的成见竟是牢不可破。吉甫急欲证明自己，遂行归化之政；而一有挫折，又惧朝野更不能相容，只得咬着牙执拗到底，意图侥幸，不料却招致今日之祸。倘若熙宁十四年以前，吉甫能知道今日结果，他必不至此！”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同情与怜惜，溢于言表，“吉甫离京之前，曾留书一封与我，言及他三四年间心境，令人嗟叹。”

对于相同的事情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，往往会有不同的理解。王安石与吕惠卿之交情，既是僚属、同事，又是师生、朋友，情同父子，相互信任支持数十年，站在他的立场，说出这些话来，那也全是出自内心，毫不出奇的。但站在石越的立场，却很难如此理解吕惠卿的行为。他既不愿附和王安石，却也不愿意与王安石争论，便只是默然不语。

王安石叹惜一会，又说道：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我昔日为相之时，亦在局中，恍然不觉己非，一旦离开汴京，避居金陵十年，却终于发现当年多有不近情理处。回想熙宁三年，程伯淳曾与我议青苗法利弊，剖析道理，无不中允，又对我道：‘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，参政何必须如此做？’我实已为其所动，然当时张天祺至中书，言语乖戾，我以为自古变法，无信不立，遂终于一意固执。若非其后复有子明之谋，真不知将到何种境地？！我每回想此事，必生悔意。然当时其实亦是为情势所迫，某未及上任，谏官便已论列，新法甫出，绩效未显，诸君子便已视为谋利之臣，必欲逐之而后快。举目四顾，天下滔滔，贤如君实，亲如安国，皆持不两立之志，当是之时，只知‘义之所在，虽万千人吾往矣’，批评之语稍有过激，便觉逆耳，但凡闻听一言半语赞赏，便引为知己，荐以美职，只盼着能有千金市骨之效，天下材智之士，知若能竭力于变法图强，虽封侯可待……那个时候，谁还记得‘吾日三省吾身’？”

石越听王安石如此开诚布公，自承己非，并说起当日秘辛，亦不由动容。他只道王安石执拗，哪里知道王安石也有这坦然认错的一面？这时也忍不住说道：“早知程伯淳之事，越十四年前，已为丞相门下客矣！”

王安石却道他只是客套话，摇头笑道：“往者已矣。过去的事情，便是后悔，世间却没得后悔药卖。今日与子明说这些，是盼着大宋朝野，不要再有你死我活的党争！”说到这里，王安石神色已经黯然，“我也曾遭丧子之痛，司马公休之死，我感同身受！大宋不应当如此，大宋不应当如此……”

“这也是越与君实相公之心愿。”石越望着王安石，诚恳地说道，“君实相公曾经对越言道，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大宋还有人要遭此丧子之痛！”他停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我今日来此，其实还奉了皇上的旨意。明日皇上便会召见荆公，皇上令我先来看望荆公，并转告荆公，去益州的差遣取消了。”没得到皇上的明言允可，石越也不敢告诉王安石新的任命。

王安石却也并不关心他的官位，起身谢了恩，道：“我早已听到传言，冯当世去了益州，但这戡乱之事，恐非冯当世所长……”

石越却只得心中苦笑，皇帝将冯京派到益州，一则当然是想借他宰相的威望来镇一镇人心，但更多的，却是皇帝对他这个吏部尚书多有不满，只不过刚刚罢免一个吕惠卿，皇帝还是想让人事变动尽可能地能缓一分算一分，冯京既然去了益州，再回政事堂，几乎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而冯京其实也早有致仕之意，他去益州，其实也就是掌掌旗，真正在益州处分的，却是陈元凤与高遵惠。但这些事情，他却是不便宣诸于口的。然而他已知道王安石要当“平章军国重事”，将来万事还要他合作，这时候却也不能全然隐瞒，因只得委婉说道：“冯当世识大体，德高望重，朝廷一日之内，连罢益州转运使副以下长吏十八名，若无宰臣坐镇，难策万全。而且，陈元凤与高遵惠都曾任军旅，颇堪任事；王厚、慕容谦、何畏之皆已入蜀，三人皆是军中名将，平叛不难。益州事，难的是要如何善后……”

王安石也听说过王厚三人的名声，不由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那陈三娘究竟是何许人？为何竟敢作乱？我自东南来，虽听到些许传闻，但尽是不尽不实，连汴京之人，也往往说得不近情理……”

石越也早知道王安石必有此一问，这些日汴京与成都府往来使者不绝于道，陈三娘暴乱的原由、经过也大体清楚了，便回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。国朝以来，颇修文治，三教昌盛，佛教民间最盛者，便是净土宗，信众往往结莲社念佛，平日信众间互爱互助，这事相公也是知道的，江西、两浙，原也是极风行的。而蜀地较他处，尤信鬼神之说，莲社更为盛行，朝廷屡下禁令，但越禁越多，甚至有地方官全家都信奉莲社，最后因见没出过什么事情，时日一长，所有法令，便已形同虚设。这陈三娘子，原是蓬州伏虞县的一个寡妇，平时与乡党一道吃斋念佛，她又会用符水治病，偶有神验，这虽与佛家宗旨，全不相合，但乡村百姓，却敬若神明，平时在伏虞县，颇有声望……”

“原来是黄巾之流，只怕又是官逼民反！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石越点头道，“益州官员虽然百般回护，搪塞责任，但陈元凤与高遵惠已各有奏折送到，这是地方官吏处置不当，激起民变。益州连年用兵，各地府库为供应军需，早已空空如也，常平仓连亏空带征发，也几乎消耗殆尽。蓬州虽处内腹，但原本就是个下州，主客户不足三万，纳税丁口不足五万；伏虞县更是个中下等县，平素便不富裕。至今年十月，连去年的秋税，都尚有拖欠者。而伏虞县令，去年因为筹办军需不力，未能收足赋税，已被漕司申诫，考课也落了个下等。今年夏税又未收全，眼见着又要受处分，连官位都要不保，因此一开始征秋税，便催促胥吏下乡催收，百姓一年劳作所得，交了秋税还要补上夏税，过冬的口粮，来春的种子，竟是一点不留。百姓怨声载道，而这伏虞令也不加体惜，凡欠税折钱一百文以上，便要锁拿到县衙拷打。约一个月前，这陈三娘子的一个侄子，因为想留些粮食过冬，便借了几百文交钞，想按官价补上所欠税粮，但如今益州的情势，休说是交钞，便是用铜钱铁钱，按官价也买不到粮食，征税的胥吏若是答应了，这中间的差价便要自己赔付，自是断不肯从，争执之下，便将她侄子抓到了县衙。陈三娘子去县衙说理，伏虞令说她不过，恼羞成怒，反将陈三娘子也枷了，由此激犯众怒。当天傍晚，数百信众便砸烂枷锁，救出陈三娘子。伏虞县除了几十个不教阅厢军和弓手之外，本也没什么兵力，何况这些弓手、厢军平日里对陈三娘子奉若神明，哪里敢和她作对。当日暴民便攻占伏虞县城，伏虞县令以下的官吏，全部生死不明。到今日为止，朝廷只接到高遵惠的奏折提到陈三娘子占据伏虞县城后，便开仓放粮，赈济百姓……”

石越说到此处，心中亦是百感交集，不知道要做何想法。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在司马光、王安石心中，纵有同情，可镇压起来，却也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。但是在石越的心里，却真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对？！

王安石听石越介绍陈三娘子作乱的原委，这才算是真正明白益州局势究竟有多危险。一个伏虞县是如此，但益州只怕绝不只一个伏虞县！所谓遍地干柴，一把烈火丢进去，谁也不知道会烧起多大的火来！更何况，陈三娘子居然还懂得“开仓放粮，救济百姓”，这就更加不可轻视。直到此时，他才明白过来石越那轻描淡写的“善后”二字的深意。

“子明，不可掉以轻心，不可掉以轻心啊！”王安石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，连连说道，“益州禁军，都聚集在西南夷之境，要调到伏虞县来平叛，没有半个月只怕到不了，王厚、慕容谦一时半会只怕指望不上。况且马上要入冬了，只怕夜长梦多！”

石越额首道：“益州局势，的确不是一个陈三娘子这么简单。高遵惠与陈元凤奏报，益州全路，聚啸山林的盗贼，有迹可查的，共九十三处，大者数百人，少者数十人。各州县长吏，要么隐而不报，只是强征弓手乡兵，保得盗贼不闹出大事，便阿弥陀佛，万事大吉；若盗贼太猖獗，不得不调集厢军、弓手剿匪，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益州路实已是处处是兵，却还是处处有贼。从伏虞县的事来看，这些乡兵弓手，也不堪大用。真要平叛，还是要指着禁军。现在益州境内的禁军大多聚于西南夷之境，而冬天马上便到，若无补给，休说平叛，军心溃散，大事去矣。但若要保证禁军补给，眼下除了指望益州路的秋粮外，实无良策。但这一征税，难保不会再出事！若再有一处响应，益州局势，只怕立时便会崩析！况且禁军一动，西南夷更不可制……”

“那子明又是何主意？”

“益州之事，若要治本，还要是从西南夷着手。”石越注目着王安石，沉声道：“陈三娘子作乱，我还是以为剿不如抚。百姓只要能安居乐业，断无想造反的道理。”

“司马君实与韩持国又是何主意？”

石越无奈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君实相公与韩持国都是一个主意，只赦从犯，不赦主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