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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（第8页）

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。

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的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。在司马光眼里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，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。任何战争，除非有足够的胜算，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，否则，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。如果说司马光认为“利不百，不变法”，那么在司马光看来，便是“利不万，不打仗”！

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。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，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，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。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，一直到魏徴，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，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——而在国内议题上，儒生们一千多年来，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“废奴者”。

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，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。

真正的儒生，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。

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。

所以，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。西南夷的问题，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。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。

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。

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，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。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，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，四五年内，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。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，在司马光心里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。

但对于石越来说，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——在司马光心中，那里可能不算是“中国本土”，而只是“化外之地”，是可以抛弃的；但在石越心中，那里毫无疑问就是“中国本土”！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，没那么容易取舍。

所以，石越不动声色的答应司马光，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，“尽快”结束对西南夷用兵。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，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。

当天一回到府上，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，派人五百里加急，送往王厚、慕容谦军中。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“盐债”的细节。

然而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，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。

职方馆河北房侦知，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，辽军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！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的说，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！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，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，已经离开河套，前往大同府。更往前，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，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，军中竟有辽使随行。

种种迹象显示，辽国将有大规模的用兵，而兵力集结于南京、西京两道，目标所指，不言自明！

雪上加霜的是，就在一月三日这天，宫中又传来坏消息，皇帝一度出现昏迷。

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，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，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，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
“此事暂时不能公开。”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，而更象是在颁布命令，“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，昼夜兼程，前往两北各镇，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。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，取消休假！还有，派人快马去杭州，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，无论他用什么法子，在二月十五日之前，他必须出现在开京！”

司马光的态度，令石越大感惊讶，亦让他感到振奋。他从未想过，在关键时刻，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，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。要知道，在座的宰执中，还有王安石。他看了一眼王安石，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。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。

“若有必要，我可以找个借口，亲往大名府。”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，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，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，才能放心。

“暂时尚无此必要。”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，惊讶的抬头看了司马光与自己一眼，或者，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，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