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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 天机云锦用在我（第11页）

石越的保证并非信口开河。

在他拜见王安石的次日，两府即向王安礼与李宪下达了密令，严禁边将向李秉常部挑衅，并告知二人，若西夏得知大行皇帝升遐欲遣使至汴京吊哀，可以接纳其使者，同时，允许秉常派遣使者至夏国王陵祭祀。

强硬的对夏政策，在赵顼死后，终于开始松动。但这一切却只能秘密进行，尽管人心转向，厌恶战争的情绪开始流行，但石越与司马光都不能不顾忌许多士大夫的另一种情绪——对大行皇帝赵顼的怀念与维护。

儒家有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的圣人之言。大行皇帝尸骨未寒，就改变他的政策，不仅会触怒反对者，便是那些支持者，在心里面也会犯嘀咕。今日的石越，可不能打出“以母改子”的旗号来，这不仅会激怒王安石，而且更是否定了自己——这无疑是因小失大，如果他这么做，朝野中原本支持他的许多士大夫，会将他看成是只会迎合上意、反复无常、背叛赵顼的小人。

于是，在下达这道密令的同一天，诏旨颁布了对王安礼与李宪的奖赏——前者加枢密副使，后者追叙其过往之军功，封武功侯。

说是安抚也好，说是贿赂也罢……其实这样做用处并不大，对于李宪倒不必担心，他自然会心领神会，但以王安礼的身份地位，只要他在安西府，与西夏接洽便不可能瞒着他——尽管王安礼并不是那种迂腐的士大夫，尽管王安礼也贪财爱色，在意功名利禄，但王安礼始终是个士大夫。若是不幸他反感此事，那区区一个“枢密副使”，是封不住他的嘴巴的，他毕竟是进过政事堂的重臣。

然而，不论怎么样，做了总好过没做。这亦可以当成石越对王安石同意出镇杭州的一个小小的回报——王安石当然不屑于这种交易，可石越亦不会笨得竟将此宣诸于口，自取其辱。

他只要恰如其份的表露出自己的善意便足够了。

石越与司马光已经达成共识，此时赵顼虽然病逝，局势发生变化，但这个共识并未改变——司马光支持石越略显激进的挽救交钞计划，而石越则支持司马光的战略收缩政策——这亦是石越向王安石保证的全部含义。如若一直是两北不靖，西南不宁，只怕王安石亦不会有心思呆在杭州，搞什么盐债和封建。

老天似乎并未完全抛弃石越，在向西夏悄悄的迈出了第一步之后，从益州也终于传来了第一个好消息——高遵惠与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城几十天后，于熙宁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攻入伏虞县城，平定了所谓的“陈三娘之乱”。

虽然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胜利——陈三娘在城破之日不知去向，高遵惠与陈元凤搜了三天三夜，将伏虞县翻了底朝天，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。而且，在石越看来，这到底不过是一次不光彩的镇压。但胜利始终是胜利，哪怕是不光彩的胜利也要远远强于不光彩的失败。这个胜利，对于稳固益州的局势，甚至是振奋汴京的民心士气，也是有利的。

不过，益州的好消息也就到此为止了——与这份捷报几乎同时送达的，还有一份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冯京告病的奏折。

顶着“知枢密院事”头衔，前往益州主持大局的冯京，平心而论，虽然他亦不过是个太平宰相的料，但其处理庶政之能力，原亦是可以信赖的。但是，在汴京十几年养尊处优的生活，损害了冯京的身体。由汴京前往成都的长途跋涉，加之不太适应成都的气候，竟然令得冯京在成都突然染病不起，根本无法理事。

这对于石越来说，无疑又是一次不小的打击。益州目前的局势，依然还需要有一位重臣坐镇，而冯京无论资历、能力，以及与石越的关系，都是理想的人选。如若冯京告病，则石越不仅要为新人选伤神，对益州路的控制权更可能因此落到旧党手里——司马光已经在给高太后的表章中，暗示了不惜代价迅速停止在西南夷的战争的可能。而高太后听政数日，还从未驳回过司马光的任何建议。伏虞县的胜利，必将令司马光更加坚定从川峡撤军的决心——除了失去西南夷的“无用之地”，他再无它虑。但是，尽管石越最初就反对什么“熙宁归化”，但他同样也不愿意失去那片土地——从地图上看，西南夷叛乱的区域，比宋朝从西夏手里收复的土地还要大！

而更令石越不快的是，冯京在奏折中竟然大力推荐陈元凤——若据冯京所说，则陈元凤不仅有出众的洞察力，且处事果断，极具魄力。陈元凤在围困伏虞县期间，亲自在附近各州县、村镇覆查案件，接受百姓告发，断案公正，极得民心，更是趁机查出一些州县胥吏在赋税上弄虚作假，欺上瞒下的情弊，帮百姓减免了不少赋税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从军粮中分出粮食，赈济百姓；迫使当地的富户豪强降低佃租；雷厉风行的打击拒收交钞之事……正是因为陈元凤的这些举措，使得当地民心迅速转向。高遵惠与陈元凤率领的，都是些未经战阵的厢军、乡兵之类，虽然陈三娘的乱党亦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但他们据城而守，这些厢军、乡兵若要强攻，原也未必讨得了好去。但陈元凤的举措，被故意传进城中，却使得围城中的民心动摇，不断有人偷跑出来向官军自首，最终高遵惠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攻进城中……

不仅是冯京，连高遵惠的奏折中，也对陈元凤大加赞赏，将全部功劳推到他身上，可见这些事迹不太可能是假的。石越以前一直没怎么把陈元凤这个“布衣之交”当回事，但自从陈元凤到益州后向吕惠卿反戈一击，石越便开始对他另眼相待。石越不能象范纯仁一样，做到君子坦荡荡，对他全无成见；更不能象李敦敏一样，总以用善意去想别人。陈元凤是一个他有点捉摸不透的人，此人虽然尚无资格成为他的对手，但石越却也无法放心将益州交到他的手里。

然而，无论石越喜欢与否，他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：他真正的、可以放心的，又有资格节度益州这样重要的地区的朋友本就不多，而苏辙等籍贯在川峡的官员，更不可能派往益州路担任长吏这样重要的职务——这就意味着，石越几乎找不到“自己人”可以去益州。

“相公别无选择！”虽然在称呼上有所改变，但潘照临刻薄的语气，尖锐的用辞，却没什么改变，“要么做个顺水人情，无论司马光选中谁去益州，无非便是将西南夷视为化外之地，来个眼不见为静。只要在益州的军队撤回，休养生息几年，益州便能恢复过来。没了西南夷的麻烦，境内群盗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朝廷也丢了个大包袱，可以省下好大一笔开销。益州原本就与别处不同，当地原本是铁钱区，对纸币亦较为接受——只须依样画葫芦，干脆在益州全境禁止使用铜钱、铁钱，管好几条出入通道，在外面交钞不稳定时，再在本地交钞上加盖一个印章，规定只许在益州境内流通，禁止其他交钞出入蜀境，保管益州钞法、物价，迅速便能稳定下来……”

石越不由得在心里苦笑，潘照临虽然不太懂食货之术，但他的洞察力却的确是高人一筹的。益州的地理位置的确非常特殊，它完全可以自成一体的运行，对外界几乎无欲无求。这也是当地此前能够成为独特的铁钱区的缘由。而且，潘照临所说的办法，此前司马光也的确曾经向石越流露过！

这对益州还真不是个坏办法，用惯铁币的人们，对交钞还是持欢迎态度的。因为宋朝此前的铁币，除了这种货币是用铁铸的外，也谈不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——不仅铁钱的面额经常高于它的实际价值，盗铸铁钱也泛滥成灾，更糟糕的是，盗铸铁钱的技术难度，甚至远远比盗印交钞要容易——交子最先诞生于蜀地，绝不是没有原因的。石越甚至也不必为蜀商们担心，对于如何应付一个国家内的两种币制，他们的经验可远比石越丰富。

但石越对这个方案不太待见也是理所当然的——他追求的目标，是将大宋朝各个亚经济区域更好的融合起来，而不是谋求各个地区的经济独立与分裂。宋朝政府此前容许铁钱区的存在，还可以用它一直受困于铜钱的钱荒、铸造铜钱成本过高等来做为借口，石越却不知道他应当拿什么来做借口！